西方摇滚

在当下的西方摇滚乐中，反现代工业文化的意味已经逐渐淡远了；可能由于中国的现代性体验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有一个“延时”，所以在中国摇滚乐的表述中，反现代工业文化的主题还十分常见。这个主题常常由歌词信息直接传递给听众，如郑钧在《商品社会》中唱的“为了我的虚荣心我把自己出卖用自由换回来沉甸甸的钱以便能够跻身在商品社会欲望的社会商品社会令人疯狂的社会”，就是对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作出的反思。又如何勇在《钟鼓楼》里唱的“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它的脸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太吵太乱”则生动地刻画了现代化进程中混浊的都市形象，质疑了这所谓的“文明”。

 

 

马尔库塞在《神秘列车》里提出过与这种反现代工业文化的亚文化身份认同相似的观点。他说：“摇滚乐的功能在于为一群被竞争资本主义经验所分化的群众提供一种族群认同的归属感。”同时他还认为，摇滚乐有一种固在的矛盾：一方面是“野心与孤注一掷的心态，一种风格与冒险感，以及拒绝满足的决心；而另一方面则是寻根与历史情怀，以及对于族群、传统、同类人接纳认同等归属感的依赖。” [1]其实，如果将前者理解成是摇滚乐的批判态度，将后者理解成是它的批判方式，这两者就不但不会互相矛盾，而且可以互相解释。的确，反现代工业文化的精神内核在摇滚乐作品中常常会外化某种“寻根与历史情怀”——60年代民谣摇滚乐的复兴和90年代中世纪（mediaeval）摇滚乐的萌生就是典型的例子。可以认为，重回“古代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怀抱是相对于直白尖锐的批判话语来说，摇滚乐反抗“工业文明”的另一种较为迂回的方式。

 

这样看来，中国摇滚乐对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吸收，笼统的说，即反现代性或对前现代的回溯，都能在摇滚乐中找到各自的根源。著名乐评人金兆钧说：“在我的感受中，摇滚的历史化倾向和农民感觉，是一种对现代工业生活和细腻入微的文明的反叛。陈胜与吴广的‘揭竿而起’，大唐帝国的‘开元盛世日’，辛弃疾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统统体现着一种已经衰退的，但曾经有过辉煌的阳刚之气。大唐的开放，五族杂处的文化活力，‘苟富贵，勿相忘’式的勇气，正因为文化血缘的亲近而使中国摇滚们感受到一种可以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更何况，农民意识问题在中国远远不是理论上的‘小生产者’的解释可以囊括的。于是，古老的历史中的瞬间辉煌，在千百年后居然成为了中国摇滚们的精神源泉。中国情绪最终在某个特殊的角度上，给了以反叛而闻名的摇滚乐以潜意识中的沟通。这种执着无疑地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正因此而使摇滚乐获得了一种远比现实的愤怒更为深厚的基础。正像古希腊永远为西方人所向往一样，人或者沦落了自己，或者在理想中重建精神家园。”